近代病理学研究概况
早期的病理学研究大多是一些传教士医生对当时中国猖獗流行、能大批致人于死地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病例报告。这些报告主要发表在博医会报上，其中报道最多的是霍乱、天花、伤寒、菌痢、血吸虫病、结核病、传染性肝炎等，真正涉及病理学的文章则甚少。即使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，在当时的中华医学杂志也仅偶然刊登关于病理学的有关文章。1922年朱恒壁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“解剖尸体之商榷”的文章，不仅强调了尸体乃“为医学谋进步，为人命谋保障”之举，而且还详细地介绍了瓦心(Warthin)解剖尸体记录法，这一记录法与目前在各医学院校所填写的尸检记录相差无几。1925年，在同济大学医学院工作的Oppenheim首次报告了11例日本血吸虫病的尸检材料。1926年李赋京写了一篇题为“病理学的进化史”的译文，首次在国内介绍了西方器官病理学和细胞病理学的一些代表人物。1927年陈方之根据自己留日期间的工作经验，发表了题为“血蛭病全部之略说”、“血蛭病之脾肿”等文章，用肉眼及镜检详细观察了家兔感染日本血吸虫之后的病理变化。1929年，我国病理学者胡正祥和谷镜汧在中华医学会第七次大会上分别作了“心的先天性畸形一例”和“中国人动脉硬化之病理的研究”的论文报告。胡正祥在30年代从事黑热病病理形态学和实验研究，证实了白蛉子传染利杜氏体的途径，并发现严重贫血可在颅骨内板形成局灶性的髓外骨髓增生。他还观察了朗罕氏巨细胞和异物巨细胞的表现，提出并证明确实存在一种主要是由大单核细胞形成的单核细胞肿瘤，并利用超活体染色法鉴别大单核细胞和吞噬细胞。
